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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青山不老松从中国社会史研究导论看何兹全先生的治学道路（第5页）

的理论一直是雾里看花，抓不住重点。

这三年来，在先生的耳提面命之下，我又多次认真、仔细研读了先生的相关著作，可谓收获颇丰，由初读的不甚了了到最后的柳暗花明，豁然开朗。

众所周知，先生是以治魏晋南北朝史而起家和名世的，由他首倡的“魏晋封建说”

，因其论证严密而为学界所越来越重视。

但先生在论证“魏晋封建说”

的时候，并没有就魏晋而论魏晋，为了深入说明魏晋时代的社会性质，更好地论证“魏晋封建说”

，就必然要搞清楚魏晋以前是什么社会，否则就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为此，先生独辟蹊径，追源溯流，将论述的重点放在了古代，放在了早期国家时期，对魏晋以前的秦汉乃至春秋战国以及商周社会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这种方法，超越了“知其然”

而深入到“知其所以然”

，可谓独树一帜，也使原本治魏晋史的先生进而在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研究中取得了宏博精深的研究成果。

宁可先生曾对此评价说：“何先生的研究，并没有到‘魏晋封建说’为止，要弄清中国封建社会始于魏晋，不仅就魏晋谈魏晋，还必须看到秦汉社会是如何演化到魏晋的，还需要看到中国社会又是如何演变到秦汉魏晋的，这里涉及魏晋以前历史的全过程。

这样，何先生的研究，就从‘发展过程完成的结果开始’，一直上溯到中国文明的源头，再顺流而下，对这一阶段社会历史整体和其中重要的方面及其发展演化作全面系统的探索，从而对之有了一个清晰深入的通贯的看法。”

[10]宁可先生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我想这也正是我在研读了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之后，对“魏晋封建说”

豁然明了的根本原因所在。

第二：先生的治学态度：先生所坚持的治学态度，用他自己的总结，一是《中庸》中“择其善而固执之”

；二是《荀子》中“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

。

初看这两句话，似乎非常矛盾，不容易理解，但只要深入了解了先生的治学道路后，却不得不承认，这两句话正是先生七十多年来治学态度最好的诠释。

关于历史分期的讨论，曾是史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被誉为社会史研究的“五朵金花”

之一。

早在1934年，时为北京大学史学系三年级学生的先生，就在《中国经济》杂志发表了题为《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的长篇学术论文，首倡“魏晋封建说”

，其时间不可谓不早。

他在该文开篇明确提出：“中国历史的分期，至今尚无公认的定说。

本篇所用中古时代是约指从三国到唐中叶，即从三世纪到九世纪这一时期而言。”

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先生旗帜鲜明地首倡“魏晋封建说”

的观点，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自信。

先生所持的“魏晋封建说”

，长期以来在史学界并不占主流地位，甚至一度曾遭到压制、批判和打击。

但是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魏晋封建说”

直到今天，先生一直在坚持“魏晋封建说”

，并对自己的学说持有相当的自信。

正如先生在其著作中所说：“汉魏之际，社会经济有变化，这大约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人都能看到的，因为这是事实。

但认识这变化是由古代到封建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又给它以系统的理论说明，并以可靠的历史文献证成其说的，大约我是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