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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给我一生的治学一个很大的警示。
回顾一下何先生的治学,我总结为这样两方面:求新的思维,爱国的学人。
我在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再版序言”
找到这段话:“就历史理论说,辩证法没有过时,它仍是历史理论的先进理论。
使它失势的是学术以外的因素。
我估计:不久之后,在正常情况下,辩证法会在史学领域重整雄风,再领**!”
先生讲到中国文化的未来,说“我对中国文化在未来世界能够存在而且发扬光大,是有信心的。
信心来自中国文化的精神符合人类未来社会的需要。
人类社会总是一步步走向一体化,一步步走向和平,一步步走向世界大同,而这些正是中国文化精髓所在。
中国文化和未来世界的文化思想的精神需要合拍。
中国文化会受到重视。
中国文化的前途是光辉的。”
所以,我对先生总的感受就是,“求新的思维”
和“爱国的学人”
。
马亮宽(聊城大学教授):
各位领导,我受聊城大学校长的委托,参加何先生的追思会,缅怀何兹全先生。
在与何先生的接触中,感到有两点对我们的教育很大。
一点是何先生尊师重道。
我们在聊城大学成立了傅斯年研究所,当时找到了何先生。
何先生说:“傅先生是我的恩师,过去对他有很多不公正的评价。
如果你们对傅斯年先生进行研究,只要力所能及,我一定会对你们提供帮助。”
其次,先生对后人非常关心。
先生95岁高龄时完成《民族与中国古代史》,得到9000余元的稿费,何先生凑够一万元让我带回,在聊城大学设立了奖学金。
我也是菏泽人,后来对傅斯年和何思源先生进行研究,何先生说:“何思源是我的族兄,一直支持我读书,我一直想给他写个传记和年谱,现在心有余而力不足,也苦于没有资料。
你们如果研究,需要我做什么,我会努力为你们铺垫。”
后来先生担任聊城大学的名誉教授,每隔一两年就到聊城大学讲学,坚持不要报酬,不接受馈赠,拒绝任何形式的招待。
先生仙逝,聊城大学全体师生感到很悲痛,对先生深切缅怀。
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敬爱的何兹全先生离开了他热爱的教学事业,离开了他为之辛勤耕耘了半个多世纪的教学园地,何先生的不幸逝世,是我国学术界的巨大损失,更是我们北京师范大学的巨大损失。
第一点,何先生的学术精神、学术思想,对我们最有教育意义的就是他的开拓创新精神。
先生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研究寺院经济,那时这个领域的研究是一片空白,到50年代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中国的历史,创立自己的历史分期学说,再到91岁高龄拿出自己的代表作,始终贯穿的就是开拓创新的精神。
第二点,是他非常重视理论的思考、理论的创新。
何先生始终坚信,虽然在当前阶段辩证法不被学术界重视,但是过一段时间,辩证法终会成为学术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
正像各位先生所讲,我也坚信,何兹全先生的学术事业是永存的!
他的思想风范是永存的!
高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今天我怀着悲痛的心情来参加何先生的追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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