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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兹全教授追思会发言摘要（第4页）

说到何兹全先生的学术研究，我没有什么发言权，因为我是学世界史的，学法国史的。

但是何兹全这个名字对我而言还是非常熟悉的。

因为从上大学开始我就记住了这个名字，这不仅因为他是我们大学何芳川老师的父亲，同时也因为他是魏晋南北朝史赫赫有名的权威。

何先生的辞世是史学界一个重大的损失。

特别是刚才听了各位讲述的何先生做学问的精神、待学生的热情，不禁产生一种忧虑：在现代史学界能像何先生那样做学问的，能像何先生那样待学生的，究竟还有多少？

我会在回去之后，在我们系的大会、小会上，抓住一切机会宣传何兹全先生，让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学生都以何兹全先生为榜样，来做学问，来培养人才，来发展历史学科，为我们的历史学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郭小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我是1981年到历史学院工作的，为此感到非常荣幸，因为我在北师大工作的近30年内，能够遇到这么好的、品格高尚、非常智慧的一代老学者们。

何先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何先生的辞世可能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我感到，何先生是一个非常智慧的人。

他经常用非常有趣的故事来比喻历史学的价值。

意思是说，交通警察无论怎么颐指气使，但最终总是要接受火葬场工人的审判。

他用这一暗喻来说明历史学。

何先生也是一个非常高尚的人，每年都要给贫困学生一些捐助，这是不公开的。

在何先生和师母精力还比较充沛的时候，隔一段时间就会邀请在北师大历史系工作的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青年老师们到他家里、到实习餐厅吃饭，畅谈人生。

那么，如何继承他们优秀的品德和传统，然后再传给我们的学生？这是我们特别是院里的主政者，在追思何先生的时候需要考虑的问题。

张国刚（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16日上午接到宁欣教授关于何先生逝世的消息，就立即赶到先生家中。

之后就到外地开会，刚刚回来。

没能送先生最后一程，感到非常遗憾。

何先生曾说过一句话引起我的思考，他说，他如果是十几年前出生，就不会那么激进了。

正如刚才郭小凌先生讲的，何先生的去世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他这一代人是民国初年出生，和他的前辈不一样，陈寅恪、傅斯年都是19世纪末出生的，那一代人大概是五四前后进入学术界的，除了少数的一些激进派，大多数搞学问的人还是怀着用东学来抵抗西学的追求，或者是用融入东学的西学进行研究，比如陈寅恪。

当然，像何先生，包括我的导师这样的人，30年代在大学念书，那时候国民党打内战（1927—1937年），接着是抗战，他们这些人在学术上的追求可以说是在当时中国占主流地位的了。

当时西方的史学研究思想在中国也很盛行，就看你选择谁，何先生选择了唯物史观，用辩证法研究社会经济史。

现在看来何先生一直沿着这条路线在走，50年代他回到中国大陆，真的是爱国一书生。

何先生不但功底扎实，还认真研究理论问题，在那代学者中，像何先生这样注意理论问题、宏观问题的很少，而且他在总的方向上把握很准确。

我想这是我们应当好好向先生学习的。

孙家洲（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我代表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对学界泰斗何兹全先生的逝世表示痛心和哀悼！

同时，也请何兹全先生的家人、弟子以及北师大历史学院的同人们、领导们节哀顺变，共同努力推进学科建设，完成何兹全先生未竟的事业。

何兹全先生在学术上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景仰、学习，有一件更是应该说是令我永生不忘。

我在《光明日报》上偶然看到何兹全先生的文章，大概两三千字，讲现在看来中国古代史分期的讨论一时很难取得学界的共识，所以与其再在大的理论框架下进行讨论，倒不如回过头来，集中到具体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之中。

作为一派学说的宗师级人物，能够这样看问题，何先生开明的心态值得我们学习。

说到对我个人的帮助，我仅仅说一件事情。

2005年，人民大学筹建国学院。

在筹建过程中，我们想聘请五位德高望重的先生做国学院的特聘教授，我建议应该请何兹全先生做史学的特聘教授。

当时我心里非常忐忑，因为我深知人民大学国学院是刚刚建立的一个教学科研机构，并且社会上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甚至有非常尖刻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