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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兹全教授追思会发言摘要（第5页）

在这种情况之下，何先生没有片刻的犹豫，当场就慨然允诺。

想想何先生以往的事迹，值得我们尊敬、缅怀的真是太多了。

特别希望以后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和北师大历史学院加强学术合作，在我们前一代学者奠定的基础之上，有更好的发展空间。

郝春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接到了何先生仙逝的消息，首都师大历史学院也发来了唁函。

今天上午，我也和我的老师宁可先生一起到八宝山去送别何先生。

何先生也是我论文答辩时的座主。

所以我想，何先生教书育人的范围，看来是不限于北京师范大学，还覆盖了我们北京的其他学校，还有聊城大学。

好多位先生都提到了，何先生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何先生他不仅是很多学术领域的开拓者、开荒者，他的学术成就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能吸引很多人到他那里，跟着他一起开荒。

举一个例子，就是佛教社会史，张弓先生和谢重光先生都提到了，他们直接受何先生影响。

其实像佛教社会史这样一个领域，在20世纪80年代，可参考的成果很少，似乎只有两个：一个是何先生的成果，一个是法国谢和耐的成果。

当时的一批中青年学者从事这个课题，甚至于整个社会史都受到了何先生的影响。

似乎说何先生是既开风气又为师，带动了很多的年轻人和不同的研究领域的发展。

刘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我是历史所的刘驰，代表我个人及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来参加何先生的追思会。

何先生从1984年开始，就担任起我们学会顾问。

刚才有两位先生都讲了何先生是他们的硕士论文答辩组委会的学术委员。

我也一样，我1982年毕业的时候，何先生是硕士答辩委员会主任。

我今天主要讲两件小事，是何先生个人方面的。

第一件，我1978年参加研究生考试，报考了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研究魏晋南北朝史。

我当时的一个同事听说我报考了这个专业以后，她就说她的一个姨夫（即何先生）也是学这个专业。

我就说你能不能带我去见见何先生，我想请教点问题，虽然我不记得当时跟何先生请教的是什么问题，但我想那些问题应该比较幼稚、比较混乱，但是何先生很耐心地跟我讲了这些问题应该怎么认识、怎么理解。

令我很受鼓舞的是，当时何先生跟郭先生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个孩子，从提的问题上来说，可以做个研究生。”

这是当时这个领域的专家给我的第一句鼓励的话。

从中能看出何先生对于后辈的提携。

那个时候其实正是何先生多产的时候，但是他却能拿出时间给予一个素不相识的后辈很多的帮助。

第二件事，可能陈琳国先生还记得，是1986年我们学会到外地开会。

一天早晨，我到何先生的房间，何先生和郭老师都在，可能说的时间比较长了，之后突然想起来我们今天得走，我们三个人就出去到停车场，发现其他人已经出发了。

王仲荦先生的学生傅克辉坚持要派小车，何先生拒绝了。

坐上长途汽车去了蓬莱。

到了那里以后赶上大队人马都已经逛完了，所有的人都觉得很不好意思，都说留下来等何先生。

何先生说：不不不，我不能耽误大家的时间。

最后我记得当时是两辆车走了，一辆车稍微等一等。

我们就往山上走，其实没走多远，照了张相，何先生就说：走走走，咱下去吧。

我从这里边就感受到两点：一个是何先生怎么宽以待人，再一个就是严于律己。

老一辈的风范不仅仅体现在学术上，还体现在其他各个方面。

郑师渠（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何先生还谈到做学问要重视理论，他讲他小时候对理论比较感兴趣，特别谈到考茨基的《基督教的基础》，建议我看一下，后来我去找来看了，那是个大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