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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是“普世的”
;在西式逻辑之外,存在着一种具有同等价值的中式逻辑;只存在各种不同的逻辑系统,根本不存在一个普遍、永真而又唯一的“本来的逻辑”
。
金氏这个“普世逻辑”
的构想,是不是中国学者“普世哲学”
之“开山”
,目前还无法判定。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在金氏之后,构建“普世哲学”
成为中国学者从事“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的一种“高端思维”
,影响极为深远。
如2003年前后中国学界掀起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
之讨论,所取得的“最高成果”
就是构建“普世哲学”
。
陈来撰《关于“中国哲学”
的若干问题》(2003),反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
,但反对的办法是在中西两种哲学之上,构建一个所谓“广义的哲学”
:“所以,非西方的哲学家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发展起一种广义的‘哲学’观念,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解构在‘哲学’这一概念理解上的西方中心立场,才能真正促进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发展21世纪的人类哲学智慧。
如果未来的哲学理解,仍然受制于欧洲传统或更狭小的‘英美分析’传统,而哲学的人文智慧和价值导向无法体现,那么21世纪人类的前途将不会比20世纪更好。”
[34]陈先生作为中国哲学大师,竟然把中国哲学的希望寄托在构建“广义的哲学”
上,以为这样做了就可以打退“西方中心论”
。
殊不知除了各种不同的哲学以外,根本不存在一个“普遍、永真而又唯一的‘本来的哲学’,也根本构建不出这种哲学。
王中江撰《“范式”
“深度视点”
与中国哲学“研究典范”
》(2003)同样承认“普世哲学”
的合理性:“按照张岱年先生的处理方式,‘哲学’术语源于西方,但‘哲学’不等于‘西方哲学’,因为他把‘哲学’视为一个‘共名’,在此之下,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都是它的一个‘属’。”
[35]文章对此种“普世哲学”
的构想持赞同态度:“虽然我们可以从不同方面批评胡适、冯友兰、侯外庐、张岱年等人的中国哲学研究工作,但我们相信他们在中国哲学研究中都建立了不同的‘典范性’。
……比起他们来我们实际上显得极其无力,甚至是无能。”
[36]张岱年构建“普世哲学”
的“典范”
,似乎是无法超越的了。
无独有偶,彭国翔撰《合法性、视域与主体性——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反省与前瞻》(2003),同样倡导“普世哲学”
。
具体做法是以“理一分殊”
之法,将“哲学”
视为“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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