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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讲 扎米亚京 反乌托邦文学的先驱（第4页）

但裘利太太在这场偶发事件中，反而得到了一种意外的乐趣。

在杰斯蒙德，所有的绅士们衣着、举止、行为惊人的相似:“星期天的绅士们都是杰斯蒙德同一家工厂的出品，星期天早晨成百上千地出现在各条马路上——与星期天版的《圣伊诺赫教区杂志》一起。

星期天的绅士们人人都拿着相同的手杖，戴着相同的高筒礼帽，镶着假牙，彬彬有礼地在马路上散步，与自己的同貌人相互致意……然后绅士们去听副主教关于税吏和法利赛人的布道。

离开教堂以后往家走，竟然奇迹般地在完全一模一样的，如同一个工厂印制出来的千余栋房子中间找出自己的来。

不慌不忙地进午餐，和家人一起谈论天气。

和家人一起唱赞歌，然后等待晚上的到来，以便带着家人去做客。”

因为“文明人是应该尽可能没有面孔。

也就是说，并非根本没有，而是这样:仿佛是面孔，又仿佛不是面孔……文明人的面孔应该是跟别人（文明的）完全一样，当然，在生活的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改变”

。

肯布尔先生的母亲肯布尔太太宣称:体面人的面孔应该像大不列颠的宪法一样是永恒地一成不变的。

律师奥凯利则通知大家:议会将通过一项法案，要求全体不列颠人的鼻子一样长，到时，人人都将一个样子，就像一模一样的纽扣、福特汽车和《泰晤士报》。

然而，肯布尔先生爱上了女演员狄狄，一时冲动参加了拳击比赛，结果被打得不省人事，这让杰斯蒙德的生活沸沸扬扬，但这反而使这对青年男女产生了感情，他们同居了。

肯布尔太太、裘利副主教很是惊讶，纷纷出场劝阻。

奥凯利也情不自禁地爱上了狄狄，并且成功地勾引了她。

肯布尔怒不可遏，开枪打死了他，最后被抓进监狱并被绞死，使得全城哗然……

小说表面上讽刺的是英国人的思想僵化、保守刻板、专制强制、千篇一律，实际上揭示了人类社会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试图通过规则使人与人的关系和谐化，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副主教杜里（即裘利——引者）杜撰出来的《强制救世法约》，警示着人所面临丧失自由和个性的危险。”

（阿格诺索夫等）正因为如此，作家一方面讽刺性地揭露了以裘利、肯布尔太太等为代表的英国社会的僵化死板和专制高压，压抑甚至扼杀人的个性与自由的天性;另一方面也通过肯布尔的恋爱与杀人，写出了人有许多事情是由下意识和偶然决定的，刻板的规矩无法控制人的一切。

小说在艺术上也有突出的成就，马克·斯洛宁指出:“《岛民》（以及在1917—1922年期间写的其他故事）之所以成为新文学写作技巧的典范，不仅是因为它的严谨和完美的结构，也因为它对意味深长的细节和象征性的中心人物的安排。

小肯布尔像部拖拉机那样方方正正，行动和思想都直来直去。

一时的感情冲动毁掉了这部构造简单的机器。

肯布尔的母亲长着毛毛虫般的薄嘴唇。

这种对照的反复出现是为了突出她的形象。

这种特有的风格给扎米亚京的作品带来了结构上的统一。

从外表看去，这些作品有一种有棱有角、几乎是立体型的东西，如使用电影式的快速镜头和怪诞而带讥讽的对话，这就提高了作品的喜剧性的表现能力。

在某种意义上说，扎米亚京的手法同现代油画颇有相似之处。

他不仅通过看得见的东西来表达心理活动，还使用超现实主义的多面结构和对无意识的冲动的象征性描写。”

《捕人者》的主人公克拉克到处宣扬自己总是在证券交易中获胜，发了大财，其实他是一个靠专门敲诈在伦敦公园谈情说爱的人来发财致富的无耻之徒。

作家一方面以此讽刺了英国绅士的虚伪;另一方面也揭露了人性中存在的虚荣、夸耀与贪婪。

《洞穴》揭示的是贫困生活与人的道德之间的关系。

因为天气越来越冷，而生活也越来越艰难——不仅住处简陋如同原始人的洞穴，而且连做饭、取暖的木材都没有，为了生病的妻子玛莎，也为了生存，主人公马丁·马丁内奇这位知识分子，不得不偷了邻居奥别尔特舍夫家的几块木柴，但邻居准备到刑侦处去告他。

于是，房管处主任谢利霍夫找上门来，示意他归还木柴，消除祸患。

但木柴早已烧掉了，他无法归还，为了尊严，也为了原有的道德感，他不得不服毒自杀。

扎米亚京在《我怎样写作》一书中谈到这篇小说的写作动因:“1919年冬天晚上值班。

我值班的同事——一位教授又饥又冷，抱怨没有柴禾说:现在只好去偷点柴禾了!但可悲的是我们不能去偷，宁肯去死，也不去偷。

第二天我就写了《洞穴》。”

小说以象征的手法表现了革命后人们忍饥受冻的生活，思考了贫困生活与人的道德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