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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计划生育法溯及力问题探究（第4页）

四、赋予新《计生法》有利溯及力也是实现良法善治的需要

其实，关于新《计生法》的有利追溯原则的缺失，还涉及另一问题，那就是对于不符合旧法规定而在新法生效前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可能性和妥当性问题。

何为“社会抚养费”

，按照立法机关的解释，“社会抚养费是指为调节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环境，适当补偿政府的社会事业公共投入的经费，而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的费用。”

在性质上是一项行政性收费，立法机关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立法理由“是考虑到超生给社会增加了负担，采取征收抚养费的办法，适当补偿所增加的社会公共投入”

[17]。

这也是一种经济限制措施。

[18]关于征收数额的计算标准，2002年，国务院根据该法的授权出台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分别以当地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计征的参考基本标准，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和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情节，确定征收数额。

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征收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为什么按照人均纯收入为计算标准，立法机关并没有说明，显然这是为了操作方便而规定的一种计算办法。

事实上，由于人的生命的延续性，这种社会抚养费所补偿的“社会公共投入”

，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持续性的。

那么超生子女所多占的社会公共投入到底持续多少年？是按照人的出生到成年的年龄计算合理，还是按照中国人的平均年龄计算合理？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由于早晚一天而多征或少征几万元乃至几十万元的社会抚养费的做法显然是极不合理的，因为一天的差异并不会使得“社会公共投入”

发生如此巨大的差异。

当然，承认新《计生法》有利追溯原则，并不是要推翻计生机关已经收缴的社会抚养费，而是要维持行政机关已经收缴的社会抚养费，类似于维护《计生法》的“确定力”

，不至于“翻烧饼”

，损害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威。

即使从法的安定性的角度而言，立法上采纳有利追溯原则的情况下，新《计生法》的溯及力对旧《计生法》的确定力的某种程度的突破，不会带来法律秩序的破坏和动**。

原因在于，原来违反计生法的超生“二胎”

行为，在旧法修改后从违法行为演化为适法行为，意味着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在递减，其当罚性逐渐失去，[19]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对这种行为会逐渐形成新的认同，当人们对超生“二胎”

的观念因为“我国人口发展出现的重大转折性变化”

而发生改变时，[20]一味地固守旧法，维护旧《计生法》确定力的权威就不是一种合宜的做法，从而因为与变化了的主流价值观不相容而丧失了其存在的基础。

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

[21]说的就是要立“好”

法，立“良”

法，良法是法治和善治的前提。

中国古代政治家指出：“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讲的也是这一道理。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新法治建设的十六字方针将“科学立法”

放在了首要位置，体现了科学立法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

它要求立法尊重科学和规律，重在解决立法的“质量”

“好坏”

的问题。

由于国家生育政策的调整，必然会产生新、旧法律衔接上的问题，处理和解决这些衔接问题也应该坚持当代中国法治的原则和精神。

坚持科学立法，尊重有利追溯这一现代法治的重要原则，既可以贯彻新《计生法》的精神，推动人口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又能解决新、旧法衔接中由于立法的缺失而造成的种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