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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2（第5页）

[14]就是说，他们从来不是从美好的愿望出发，不是从抽象的理性、正义等原则出发设计理想社会的方案，而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批判现状的运动中寻找未来的出路。

马克思、恩格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使社会主义理论由空想变为科学。

然而，这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向实践的转化过程中，如果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它仍然会重新陷入空想。

过去我们不顾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的新的历史条件，在指导思想上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不顾我国基础差、底子薄的现实国情，在发展生产力上急于求成，盲目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不顾生产力的实际水平，在调整生产关系上片面地追求公有制的“一大二公三纯”

，等等，都是由于思想路线的错误导致政治路线和重大决策的失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陷入了主观主义空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这个转折，首先是从端正思想路线开始的。

没有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过去“左”

的错误，就不可能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就不可能提出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新政策。

这充分说明，思想路线正确与否，对于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执政党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中国是如此，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

苏联东欧剧变，原因固然十分复杂，而且不同国家具有不完全相同的情况，但说到底，仍然是思想路线出了问题。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教条主义、个人崇拜盛行，不仅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

倾错误，而且形成了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

后来实行改革，又大搞形而上学，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例如，在思想上，过去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后来则在“真理多元化”

的旗号下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在政治上，过去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后来则否认一切阶级斗争，搞所谓“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

；过去忽视民主，使得权力过分集中，后来则在“政治多元化”

的旗号下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所谓的“多党制”

。

在经济上，过去搞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后来则搞全面私有化，如此等等。

这种情况说明，不论“左”

和右，都根源于思想路线的错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

[15]

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状况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蓬勃兴起，欣欣向荣，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们端正了思想路线，在社会主义观念上实现了一系列重大转变。

第一，破除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观念，坚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以来形成一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观念，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起来的那种权力过分集中的社会主义体制被凝固化、神圣化。

这种状况，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的新概念。

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16]这个基本结论是社会主义观念的重大更新，是思想上的一个很大的解放。

邓小平强调：“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

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

[17]鉴于“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