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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2（第6页）

[18]，对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体制必须进行改革。

这种改革不是在旧体制范围内枝枝节节的修补，而是实现体制的转化，“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19]；这种改革也不是局部的改革，而是“全面的改革”

，“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

[20]。

因此，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

第一次革命是革旧社会基本制度之命，第二次革命是革僵化的社会主义体制之命。

两次革命的目的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第二，破除超阶段的“左”

的思想，坚持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个首要的问题是必须对自己的国情有一个科学的认识。

过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一是因为照搬了苏联那种权力过分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二是因为我们自己搞了许多“左”

的东西。

这种“左”

，不仅表现为阶级斗争扩大化，还表现在发展生产力上的急于求成和调整生产关系上的盲目求纯，“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21]。

在总结长期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

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22]这个指导思想的确立，使我们进一步获得思想上的大解放——凡是超阶段的东西，不管是从哪里来的，书本上说的也好，从来就这么做的也好，外国的经验也好，更不用说单纯的主观愿望，都在破除之列！

有些东西表面看来似乎很“革命”

、很合乎“理想”

和“道德原则”

，但因为它们脱离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也只不过是“好听而不管用”

。

因此，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党所确立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的基本路线，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共同存在的分配制度，以及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等，之所以正确并必须长期坚持，全部的根据就在于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第三，破除离开发展生产力抽象谈论姓“社”

姓“资”

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坚持以“三个有利于”

作为检验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

在改革开放中，常常发生的一个争论就是现行的路线和政策姓“社”

还是姓“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