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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人就拥有两种语言表征方式,或者说是语言的两种运用模式。
它们在思维中的意义和作用很不相同。
对于“中国人是中国人”
这样一句话,从逻辑上讲是一个信息量为零的表征,但从心理上讲,其中重复了两次的“中国人”
并不是作为等价项来使用的。
人事实上具有两种分类方法,逻辑的分类法是侧重于同一客体或一类客体在不同条件下的同一性,而心理分类原则却是强调不同客体的等值性,倾向于把不同的东西结合起来。
心理因素和逻辑因素的非对称性并不表明它们是彼此分离、水火不容的,它只是提示我们应从更高的层次上来研究这两种因素的相互关系。
就此而言,我十分看重近些年来不同学科领域所共同提出并加以探讨的“相似”
范畴的方法论意义。
这一范畴较好地把心理和逻辑统一起来。
所谓“相似”
就是“虽不同却相同”
,它包含着比“类”
更为广泛的相像。
这就是说,当两个事物同属一类时,它们固然是相似的,但我们却很难用“类”
来定义相似范畴。
模糊逻辑的创始人L.A.扎德首次提出“相似”
内涵时,就是着眼于一种不能精确定义的“类”
。
心理与逻辑的结合使我们对“类”
的把握模糊了,从而使人获得了把握相似关系的能力。
汤川秀树把这种能力叫做“等同确认”
或“确认同一”
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把一个领域中形成的关系应用到另一个新领域中去。
很显然,这种能力就是认识图式发挥作用的基础。
正如大脑两半球在功能上的非对称是人的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形成互补结构的基础一样,人的心理功能和逻辑功能的非对称性也构成一种互补结构。
这种互补结构对于我们理解图式在认识中的功能特性有重要的价值。
首先,图式对认识客体的“同化”
(包括选择、解释、假设、投射等形式)并非指图式和客体是完全等同关系,而仅是一种相似关系。
说到底,不仅人的类比推理,包括演绎、归纳以及假设性推理都是依据相似物进行的。
其次,从符号学角度看,逻辑和心理的对立是意义的两极对立,逻辑的东西处于语义系统的中心地带,而心理的东西则处在该系统的边缘地带。
中心地带受完整的代码控制,它是人的理性充分确立的部分;边缘地带则具有脱离代码的倾向,其秩序化是不完整和不稳定的。
很明显,这两种倾向使人的精确思维和模糊思维处在某种张力之中。
逻辑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作为认识图式的内在制约因素是主体的两种能力,从逻辑领域到心理领域,我们可以看到人的思维从收紧代码到放松代码的转变,这就是通常所谓的“收敛式思维”
向“发散式思维”
的转换过程。
逻辑的和心理的对立统一及其往返流动是语言符号发展的创造性结构,也是创造性思维的基本构成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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